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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

台湾3.22入联公投的第一剑刚刚出手，拉薩暴亂的第二剑连环出鞘，在完成了对中國战略包围以后，美国终于开始收关了。金融控股、股指互唤、平安增发、 3.22公投、拉薩暴亂，还有接下来将不断出手的无数招数，美国行云流水般的夺命博弈，把一盘杀机重重的历史大棋走的让每一个中國人心胆俱寒。这位30年后卷土重来的绝世高手，这位除了中國一直保持不败纪录的世界霸王，开始了同中國进行报仇雪恨的第三次历史较量，出手时机恰恰选择了奥运会这一中國人最致命的虚荣软肋，连环剑法，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封死了中國所有还手的机会，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买单。拉薩暴亂是为配合 322公投，322公投是为控制中國金融市场，控制中國金融市场是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只是这一单太大了，是1840年以来最大的一单，甚至超过了 1840年以来所有被掠财富的总和，只要这一单下去，中华民族近60年的奋斗成果将会化为乌有，并且未来至少还要继续贫困50年！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历史上中华民族历次崛起都是毁于外敌入侵，而这一次将有可能毁在美国操纵的国内势力手中。三大分裂势力，一群美国鹦鹉，几个买办汉奸，将可能再次打断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近些年来，由美国各类基金会培养造就的中國的"基金会学者"，在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趁虚而入，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由美国专门训练出来的美国鹦鹉，与其前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最大区别，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同时兼任洋人和富人双方的代表，而这批新放飞的美国鹦鹉则彻底踢开了国内富人，专门充当洋人的代表。目前北京的研究、咨询和政府机构等关键角落到处都飞窜着这群美国鹦鹉，看到这群新放飞的美国鹦鹉已经得势，去年美国国会和欧盟先后做出了强迫中國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以至与去年下半年以来，开放金融市场成为中國学术和咨询领域压倒一切的最大声浪。为保证中國金融市场的开放格局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便操纵台獨搞322入联公投，美国国会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又做出了有关中國的第二个决议：支持台湾入联公投。并且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面支持：国会通过决议进行法律支持；操纵科索沃獨立进行政治支持；调动核潜艇航母战机等包围中國进行军事支持。在所有这些支持后美国仍不放心，便在距322公投仅剩一周时启动藏獨势力，策划发动了拉薩暴亂，企图用制造流血事件的办法，为台獨势力大选获胜创造有利条件。

可见，这次拉薩暴亂的使命就是制造流血事件，如同阿庆嫂说的那样"引诱敌人来打枪"，制造流血事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配合322入联公投，为台獨势力脱离中國提供借口，所以拉薩暴亂发生后，主张台獨的民进黨候选人立刻以此来攻击国民黨，声称如果国民黨当选，台湾就是第二个西藏，对台湾民众大肆恐吓，并且用血洗、鎮壓等字眼来刺激台湾民众，为入联公投拉拢选票。上次陳水扁当选，就是依靠所谓"仲共刺杀"的两颗子弹，这次拉薩暴亂不过是两颗子弹的升级版。制造流血事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用奥运绑架中國，用中國顺利举办奥运，来换取美国顺利度过金融危机。历代王朝的虚荣基因已经把中國人的奥运梦想膨胀到超越生死的图腾地位，再加上被摧毁了所有神圣理想的中國人，已经把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在了奥运身上，为此中國人舍弃一切地准备了许多年，建奥运场馆，修奥运道路，养奥运猪，种奥运菜，整个北京楼房的外墙都在为奥运日夜粉刷，奥运已经被提升神化到匪夷所思的至高境界，除了用"梦想"描述之外再也不知道怎么更加崇拜了。全世界都了解中國人这一点，都在利用中國人这一点，美国更是不加例外，利用中國人的奥运梦想，开出了中國人做梦都梦想不到的巨额买单：把西方国家的金融坏账都包下来。否则，三大分裂势力一起启动，你中國人的奥运梦想就会泡汤。美国正是抓住了中國人的虚荣软肋，才敢在暴亂发生的第三天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公开宣布西藏和中國是对等关系，美国白宫发言人强卓指出："美国政府对西藏和中國之间关系紧张感到遗憾"，把西藏和中國并列起来，并且特意把西藏放在中國前面，等于公开宣布了西藏是一个獨立国家。

不能为了一个体育游戏奥运，而丢了百年基业。

为一个奥运会要忍受两个省闹獨立的要挟，这个代价也太大了，恐怕是奥运史上代价最昂贵的奥运会了。这个鸟奥运会我们不开了又能咋的？召开奥运会不过如同家里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全家就死在这顿饭上！大不了就是饭菜准备好了客人不来，不来我们就自己吃，变奥运会为国运会，13亿人还怕消化不掉这点儿东西！中國人要有志气，要能争气，要敢发脾气，不能总是受窝囊气。如果中國人真的能豁上奥运会不办了，估计所有国内分裂势力和国际反華势力立刻就老实了，一个敢于破釜沉舟的国家是能让所有对手都敬畏的国家，一个敢于破釜沉舟的核大国更是能让所有对手都心惊胆战的国家。30年来美国之所以吃定了中國，以至与发展到今天在台獨藏獨问题上公开强奸中國，就是欺负中國软弱，这次拉薩暴亂的特点以及中國舆论的反映，更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國的极度软弱，给金融危机困扰中的西方饿狼发出了一个灾难性信号。

由于这次拉薩暴亂的目的是制造流血事件，为美国压迫中國买单提供筹码，所以暴亂闹事并非仅仅限于西藏，而是包括四川、青海等地在内的整个藏区，并且達賴喇麻及其领导的流亡政府也坚决否认是暴亂的策划者和发动者，達賴喇麻的否认声明更加证明了这次暴亂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台獨制造流血事件而不是什么西藏獨立，由于目的就是制造流血事件，所以纯熟老到的達賴喇麻才会宣布置身事外。達賴喇麻的声明同时在客观上也证明了这次暴亂的幕后黑手是美国。针对这个特点，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一方面尽其全力避免流血事件扩大（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做的相当好）；另一方面揭露美国的恐怖主义罪行，以及对中國的侵略罪行，并坚决打击美国鹦鹉，铲除国内动暴亂的根源，切断美国对中國意识形态的控制。如此一来，美国就会成为最大输家。可是中國的反映却是对外不敢声讨幕后黑手美国，对内不敢批判正在把中國推入陷阱的美国鹦鹉，反倒把一个鞭长莫及并且已经声明置身事外的達賴喇麻拿来作为泄愤对象，反正達賴在国外，又是一个人，批判達賴既用不着动真格的，也不会对方方面面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所以批判達賴便成为最佳选择。显然这种批判是批给国内老百姓听的，因为发生暴亂政府必须表态，既然不敢批判美国，就只能批判達賴。只是如此极端示弱，只能会激起对方更大的侵吞欲望，中國近代史上历次民族大难和亡国大祸，无一不是极端示弱的结果。

中国人民已经没有退路！！！

目前西方各国的表态都只是呼吁北京保持克制，唯独美国政府公开把西藏和中國相并列，把对西藏和中國的称呼，完全变成了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称呼。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中國最严重的挑衅，远远超过了50年代在朝鲜和60年代在越南对中國的两次挑衅。当初美国在我们邻居朝鲜和越南挑衅，我们都以出兵应战来回答，连续两次在军事上打败了美国，打出了直到今天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空间。而现在美国则是在台湾和西藏我们家里挑衅，我们除了把整个家园拱手送给美国随意支配外，已经没有了任何继续退让的余地。莫说目前西方金融危机这个大单中國买不起，就算中國倾其国力民力买下金融危机这一单，后面还有环境污染那一单，还有把中國变成世界垃圾场那一单，还有把中國变成世界妓院那一单（到中國去玩女人，已成为日本公司安排休假的主要内容），最后还有把中國肢解为几个碎块那一单，这一单一单买下来，中华民族和中國人民将会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地狱！这哪里还是什么国家间的竞争，完全是在要13亿中國人民的命啊！

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把中國步步逼向悬崖边缘，就当前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那群美国鹦鹉。30年来人们被"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典型的汉奸口号喊昏了头，天天叫喊只有现代化实现后才能谈国家安全和百姓民生，就这样被美国鹦鹉一步一步地引入了陷阱。直到俄罗斯重新崛起后人们才发现，决定国家安危和百姓生死的，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核时代的大国较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的较量方面，决定胜负的就是影响国家意志的那群学术鹦鹉。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苏联，比现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方面，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结果却是强大的前苏联瞬间就垮掉了，经济弱小的俄罗斯却不屈不挠地站了起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和普京二人不同命运的，就是他们对待美国鹦鹉的不同态度。戈尔巴乔夫身边自由飞翔着一群美国鹦鹉，而普京则以克格勃的铁腕无情地折断了美国鹦鹉的翅膀。

胡温太软，顶不起中国人民的脊梁。

美国鹦鹉用来麻醉本国人民的现代鸦片，除了经济上的GDP之外，就是政治上的所谓民主，民主已成为美国宰割其他国家的麻醉枪。只要美国需要打垮哪个国家，哪个国家便会立刻成为民主麻醉枪下的猎物，而什么是民主，则完全是美国鹦鹉垄断的知识专利，根本没有任何哪怕是最简单的固定内容。把谁打倒了，就是谁集權專制的失败；把谁扶上台，就是谁民主自由的胜利。把所有遭受侵略掠夺的国家，都归结为是自身集權專制的结果；把所有依靠侵略掠夺发达起来的国家，都归结为是民主自由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就是听信了美国鹦鹉的话，用民主自由的麻醉枪解体了前苏联；普京则不管那一套，脱光膀子玩邪的，不顾西方国家铺天盖地般的指责，就是坚持所谓集權專制，从而成功捍卫了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保住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成为在共產黨垮台后极个别没有被美国第二次打倒的政权。而其他绝大多数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政权被美国连续打倒了两次，这最能说明美国民主的麻醉枪性质。当初推翻共產黨上台的那些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们对美国民主的天真信仰，使他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血的代价，最终无一不是被美国或者用街头革命的方法，或者用军事干预的方法，统统赶下了政治舞台，像野狗一样地流落街头，有的甚至死在了美国操纵的国际法庭的监狱里。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悲惨下场，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美国民主的作用是实现美国利益，而不是让他们用民主去追求本国利益，由于违背了美国民主的真正旨意，美国对这些推翻共產黨的民主斗士，比之对共產黨本身更加痛恨，所以被美国送上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的不是被推翻的共產黨领导人，而是推翻共產黨后上台的那些所谓民选领导人。

美国之所以能够用民主麻醉枪把全世界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客观原因，是因为除毛澤東曾经在中國建立的人民民主的大民主之外，在资本民主方面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国便利用这一点充当世界法官，随意干涉别国事物。而其他国家除了像普京那样脱光膀子玩邪的，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即便是普京也只能限于光膀子耍横（能够在国外访问期间脱光膀子大步前行，以此显示对西方规则的蔑视，可谓是惊世骇俗），而没有能力拿出超越美国民主的更高更先进的民主。在当今世界，能够拿出超越美国民主的更高更先进民主的唯一国家，只有中國。中國人知道这一点，美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民主和人權的武器一直掌握在中國人手中，美国为此曾经吃尽了苦头，因而绝不能容许中國再次占据世界政治文明的龙头。谁占据了世界政治文明的龙头，谁就是未来世界的老大，世界上只有2 个国家亲身感受过这条真理：中國和美国。只是美国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当政者和舆论主导者，而中國懂得这个道理的则是被踏在政治最底层并一直被批判被丑化的残余毛派。对于已经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来讲，政治文明被超越被取代，将意味着霸主地位的历史终结，这是阴谋血腥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即便没有金融危机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美国也会制造出其它问题来对付中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階級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此提出階級斗争大家不要感到奇怪，中美之间政治文明的较量，表面来看是国家间的较量民族间的较量，其实更主要更本质的是階級间的较量。大众民主取代资本民主，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这是階級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反映，是以国家矛盾民族矛盾表现出来的階級矛盾，正是共同的階級利益，才使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权贵资本买办资本越来越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扼杀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中國的大众政治。西藏问题本身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階級合作的恶果。

这次拉薩暴亂不过是对322公投的侧翼支持，本身不会形成什么大的后果。但是美国既然已经启动了台獨藏獨这两大分裂势力（但愿疆獨不要再来凑热闹），不达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并且它也算准了中國输不起奥运会这场戏，可见中國这个坎儿是肯定躲不掉了，能否迈过去，就看美国开出的这一单有多大规模了。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结果都是战争，先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互相转嫁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这次不再互相打了，而是要联合起来逼迫中國买单。怎么办？还是《322劫难》中那个观点，如果既不想买单又不愿意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样，杀鸡吓猴，清除美国鹦鹉。只要一清除美国鹦鹉，国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就会立刻高涨起来，所有的分裂势力都会立刻收敛，奥运会不仅能够照样开，甚至能够开得更好。

当然，我们所谓清除美国鹦鹉，并非是指要搞什么大规模政治运动，只要发出一个清除美国鹦鹉的政治信号就足够了。当初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是朝着美国鹦鹉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就被普京总统投入了监狱，顺便把尤科斯石油公司也收归了国有。普京一系列清除美国鹦鹉的举动振奋了俄罗斯各个阶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潮冲天而起，席卷了世界各个地方的俄罗斯人，连70年代就流亡西方国家、被美国驯养了几十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都兴奋地回到祖国，由一只美国鹦鹉变成了坚定的俄罗斯夜莺。虽然打掉美国鹦鹉并不是唯一选择，更不是最佳选择，但却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并且即便抛开眼前危机不说，从中國崛起的长远利益来看，也必须打掉这群美国鹦鹉。中國之所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因为红墙外面飞舞着一群美国鹦鹉，这群美国鹦鹉不仅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同时还用美国国会的决议误导中南海，并且在贯彻美国国会决议方面效率奇高。去年美国国会做出中國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不到一个月，中國学术领域和金融部门就响起了开放金融市场的美国鹦鹉大合唱，声称开放中國金融市场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谁反对开放金融市场，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结果就是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欢天喜地地从中國拿走了一揽子金融协议，然后就是欧盟几个国家也都纷纷跑到中國来要求为其买单。

中国股市，将是现代万人坑。

股市狂跌，我们的政府是要救市的。但是在西方围堵的险恶用心下，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单等着我们买。我们是否会一步步陷入西方险恶势力设下的万丈深渊。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面前，将再一次考验我们的人民。

平安增发就是公开的一单。中國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由于英国控股股东在金融危机中赔了钱，便要从中國股市上募集1600亿来弥补，从酝酿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从公布消息到现在，给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17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16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8万亿，流通市值损失超过2.6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4万3.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8万亿接近中國GDP的三分之一，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國平安，却满不在乎地在等待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

中國平安已成为美国鹦鹉落脚的第一个树枝。中國社会所有政治力量都在盯着这个树枝，西方国家所有巨型金融资本也都在盯着这个树枝，还有那群美国鹦鹉同样也在盯着这个树枝。无论中國平安最终结局如何，这个事件都会对中國现代史的发展具有重大分期意义，并将成为未来许多学科教科书的獨立章节。

刚刚写到这里，电视《新闻联播》中传来了英国首相布朗和溫家寶总理通电话的内容，布朗表示一定出席北京奥运会，温总理通报了拉薩暴亂的情况。我脊背不禁滚过一阵冷颤，看来这个布朗比我们更加密切地在盯着中國平安，平安增发就是今年1月布朗来北京后发生的，当平安增发已被舆论普遍指责为股市暴跌的祸首时，这个布朗又来了，并且恰好是带着的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两个因素：奥运会和拉薩暴亂.看来中國平安这下是真的平安了。

突然想起1840年以来中國对外赔款总额究竟有多少，记得以前文章中查阅计算过，打开一看是13亿银元，而如今一个平安公司一次性就要拿走1600亿元，并且后面还有着许许多多类似的平安。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历史上每一次富裕之路，最终都是走向肥大国家，这一次，你应该走向强大国家了！

最后想对股民再说几句话。海外的中國股指场外期权已经开赌，无论股指暴涨暴跌都能赚大钱，国内市值蒸发多少亿，场外期权就能赚到多少亿。所以，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变化的人或公司，都能从中迅速获取数亿，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财富。

无论中國平安、浦发银行等能否增发成功，只要它们的高管参与了海外市场的场外期权交易，就都能够从这轮股市暴跌中赚到难以想象的惊人财富。这就是今天中国的金融，这就是今天中国金融财富分配的特点。所以，中国亿万股民客观上派了这个用场，不惜跳入万人坑粉身碎骨，为中外大户们急速积累财富。大家不要再骂证监会那位副主席了，他说的话是对的：“股票不是人人都能玩的！”

原文出处: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186808&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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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

中华网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东方地平线上窥视着渤海湾边寂静的古长城终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其妻叶群；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子林立果；以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乘坐由空军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从海军航空兵的山海关机场起飞，没入了苍凉的北国夜空。

256 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注：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1点55分，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在2点30分左右，256飞行了约118分钟时，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东经１１１°１５′、北纬４７°４２′，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4名机组人员共有9人，全部死于坠机。在中国大地威名显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丧大漠，身葬黄沙。这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而又扑朔迷离的“913事件”。

30多年过去了，“913事件”的许多关键之处仍然处于雾锁烟迷之中。尤其是256专机的坠毁原因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燃油耗尽说、导弹击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

近年来，当年没登上256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先生对于256的坠机原因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载在《航空知识》2002年第 2、3、4期上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文。该文虽然透露不少256坠机过程的细节，对了解“913事件”不无裨益，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在对当事人活动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观臆断的错误。本文尽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资料，对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坠机原因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以探求这一中国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一、潘景寅与256燃油

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是在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通知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在此之前，下午4点半左右，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周宇驰与胡萍一起确定了专机师南下飞机的飞行计划：当天用三叉戟飞机256号送林立果回山海关，13日早8点林彪乘该机由山海关直飞广州；周宇驰和胡萍乘坐一架伊尔-18，13 日7时起飞去山海关，会齐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与256一起飞广州，但伊尔-18到上海要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往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由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其他大飞机也准备好随时待命。

按照这一计划，256是这次南下飞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担此重任。技术精良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选了潘景寅担任 256机长，也就证明了潘景寅属于“可靠”人员。因而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应该是明确告诉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飞广州的安排，并强调了要严格保密，要潘隐瞒真情，使用252号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潘接受任务后，在作飞行准备时要求将燃油加到16吨，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飞山海关往返的用油量，足够从北京飞到广州。在紧急情况下，用尽备份油，这一油量也可维持从北京到山海关后再飞广州的距离。根据技术规范，256三叉戟1E的满载油量是21吨，在正常情况下，其满载燃油最大续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备份油）。按此推算，从理论上讲，16吨燃油可以飞行2740公里，不过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要打一点折扣。但不管怎么说，256以16吨燃油维持飞行2300公里还是没问题的，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关，再到广州的距离！这完全说明潘景寅对于第二天的飞行是心中有数的。

12 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 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 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潘已然了解到南飞广州这步棋是步险招，对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当晚一直守在调度室没有睡觉。这是违背飞行常规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飞行任务，飞行员前一晚肯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便第二天有充分体力和精力完成任务。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红眼” 航班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而专门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顾第二天的飞行重任，不去睡觉，彻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这次飞行的内幕（指飞往广州）后，感到了自己这趟担负的任务吉凶难卜，心中隐约预感到不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然，10点半左右，胡萍来了电话，说是吴法宪在追查256飞往山海关的事情，再次叮嘱不能说出256到山海关的真实原因，只能说是试飞。而潘景寅则为胡萍编出了飞机油泵出了问题，无法马上飞回北京的谎言来应付吴法宪要飞机立即回京的命令。这充分说明胡萍把潘当作圈内人，而潘的言行也确实是一个 “圈内人”的作为。潘能为胡萍编理由对付“上面”，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飞行任务是不可告人的。试想一下，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骗更高一级甚至高两级的领导吗？林立果等人长期在空军活动，专机师是他们的重点单位。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在这样一个长期重点活动的单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几个“自己人”。林立果虽然手头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点单位有那么一部分铁杆部下追随他，他也没有胆量和能量同毛泽东叫板。很难设想林立果在专机师这样关键的单位连一个信得过的驾驶员都没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飞广州的关键飞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来飞。因此，如果林立果在专机师有自己的驾驶员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潘景寅。种种迹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只有这样，胡萍才能把南飞广州如此重大的机密向潘景寅交底并和潘共谋，一起欺瞒吴法宪有关256飞北戴河的真实目的.

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12 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行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 月12日的混乱中，又有哪个秘书会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当林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服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服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万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9月13日林彪在通过交叉口时正好碰上过火车，结果被尾追的8341部队跟了上来，最后只好不等副驾驶等人登机就让256飞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特设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小车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手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 部队来扣留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会拦截“副统帅”的飞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三、256大拐弯之谜

256 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 “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 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黑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256 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人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统帅的正确性？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同刘沛丰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 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 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泽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从山海关到中蒙边界414号界桩大约有700公里，而256起飞后拐的那个大弯子用了100多公里。因此当256在9月13日凌晨1点55分飞越414号界桩时共飞行了83分钟，飞行距离约800多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左右。256于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处迫降失败，爆炸起火。机上9人全部丧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为每小时4.5吨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飞行，256每小时耗油要超过4.5吨，但至多也就是5吨。256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最多消耗了燃油约10吨，机上至少仍有约2.5吨的燃油。

　　康文认为潘景寅这时已经不知道机上还有多少燃油了：“在驾驶舱右后方的机械仪表板上有5块与油箱对应的油量表和燃油压力表。在山海关起飞时，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与压力表已经回到‘O’的位置不动了。两个小时后，内外组4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4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险带油迫降。

　　可能是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康庭梓在这里没有讲老实话。256上的5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330度范围内（留有约30度的无刻度空间）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作出标示的。每100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内组油箱 5500公斤，外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256 只剩下2.5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1.3 吨燃油，作为一个满刻度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时指针离零点位置还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油量表在离零点位置还有整个指示范围1/4的距离上就会“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了吧。何况三叉戟的油箱设计充分考虑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 “油箱中最后残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语）。因此康庭梓说还有2.5吨（应该是在3吨左右时就决定迫降了，因为从决定迫降到实施迫降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燃油时就不能从仪表上读出剩油量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再说康庭梓的另一个理由：“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为一个中国当时的顶尖飞行员，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个档次。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机组里，康只能做副驾驶，而且还是第二副驾驶。以康的经验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断出256坠机时仍有2.5吨燃油，何论亲自驾驶256飞机、经验技术都高过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呢？这种明显有违逻辑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怀疑康文背后有些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实际中，256上的潘景寅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应该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况。而不是像康文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显得康庭梓比潘景寅还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实际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冒险带油迫降。康文记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经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飞时飞机左边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边沿清扫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后撑杆受损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况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盘旋，尽可能将机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时另一个没有受伤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机身与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对这一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随着飞机速度的逐渐减小，由于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机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发动机的螺旋桨触地打坏，飞行员安然无恙，飞机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在这次经历后，潘景寅又经过了近十年的飞行磨练，对于飞机迫降，尤其是三叉戟这种下置油箱飞机迫降更是没有道理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会利用这仅剩的2.5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机上没有领航员，但是使用仪表数据，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向还是不难推断出飞机的大概位置。何况林立果在9月10日通过周宇驰搞到了三北雷达布置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机场位置图、频率表及呼号（913后，所有 256上残存的资料全被苏联搜走，孙一先说其中就有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利用手头资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尽之前寻找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温都尔汗飞机场（中方大使馆调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飞往约半个小时航程外的乌兰巴托机场谋求安全着陆；按照256的剩油情况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没有飞往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寻找机场，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三叉戟没有紧急放油设施），而是选择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机翼内侧油箱带着2.5吨燃油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机翼的设计特点，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里有剩油，这种在野外以机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却不得不不采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迫降，只能说256碰上了比这种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态：256已经失去了继续飞行的能力！在仍然还有燃油的时候，256却不能飞了，也就意味着256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已经不是主动迫降，这种迫降说穿了实际上是坠机.

导致256坠机的重大变故有可能来自自身和外部两个方面。

　先说自身因素，这又分为人员和机械两个方面。在人员方面，潘景寅是关键人物。潘是唯一能控制飞机飞行的人，只要他出了问题，256就要出问题。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和256的飞行状态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潘景寅有意驾驶飞机撞地的可能性，反而是他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工作，打开了着陆减速用的飞机襟翼。从主观意识和现场客观情况来看，潘是在努力保证256的安全迫降。

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坠机的内部人员就是那三名机械师。但是一来他们无法了解飞机的真实目的地；即使知道飞机在飞往国外，也很易被“副统帅”的神秘光环所迷惑，分辨不清是“叛逃”还是“秘密使命”；二来，他们即使想反抗也没有武器，很容易被制伏。从现场的情况看，和其他人一样，三名机械师也都没有穿鞋子，说明他们也都做好了飞机迫降前的准备工作，这就不符合要把飞机搞下来的人的行为了。据负责处理256坠机事件的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透露，在现场没有发现机上有打斗现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256上人员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再说机械方面。飞行故障是导致飞行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256的坠机也有可能是飞机机械发生突发故障而引起的。根据航空界对机械事故的统计分析表明，机械故障的起因有如下几大主要原因：

1、 飞机老化，飞行时间过长，部件磨损过度，材料疲劳。这是飞机机械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2、 飞机设计有缺陷，使用的部件结构或者选用材料不当，导致在飞行中发生故障；

3、 飞机维护人员操作发生重大疏忽或失误，没有严格按照维修保养规则对飞机进行维修保养。

而这几条对256机来说，都不适用。首先，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客机之一，是霍克尔-西德里公司在世界首架喷气客机“彗星”的基础上于60年代才推出的。1963年底向英国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三叉戟，编号为2106。256飞机的生产编号是2131，1966年出厂，在1971年正处于最佳使用期，不存在老化问题。第二，三叉戟飞机一共生产了171架，从未出现过因设计缺陷导致的飞行事故。而我国除了在7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买回四架外（包括 256），后来又从英国陆续买了31架，成为除了英国航空公司外最大的三叉戟用户。1975年最后一架三叉戟出厂，客户就是中国民航。这些三叉戟在中国一直飞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三叉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我国政府就不可能在913后还这么大量购买该机型。另外，也不会只有256一架因此而失事。至于第三条，可能性也不大。256是作为林彪专机使用的，其保养和维修水平必然是国内第一（当时的中国头号人物毛泽东是不乘飞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 256相当于中国的“空军一号”。对于这架飞机，哪个维护人员敢掉以轻心？256机组配备了8名机组人员（三叉戟设计上只配置了3名机组人员）其中有3名专门负责飞机维护的机械师，这就可以看出对飞机的保养是多么重视了。“自从空军设立专机以来，在空地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来没有摔过专机。也就是说，专机尤其是重要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一等飞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没有。”（舒云《噩梦九一三----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很难想象专机师会在 256这一头号重点飞机的保养上出现能导致飞机坠毁的重大疏忽和失误。

就此看来，256的坠机原因应该是外部因素引起的。

三叉戟驾驶舱。其中只有三个座位，左面是正驾驶，右面是副驾驶，后面是领航工程师。

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别。

自然因素无非是雷电和风暴导致飞机坠毁。根据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的文章和他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的说法，蒙古那段时间正是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好的气候，并没有雷雨和风暴现象。我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曾分别采访过913坠机时的现场目击者，也都没有提到在气候上有什么异常。凤凰台采访前苏联KGB官员时，在说到坠机原因时，根本就没有提到气候。蒙古方面当年草拟的事故报告里就说到：“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９月１３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２至４级的云，能见度５０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因此，自然因素也应该属于排除之列。

256的坠机原因现在只剩下外部人为因素了，也就是被击落这个可能性了。

企图击落，并有可能击落256的有三家：中方、蒙方和驻蒙古的前苏联军队。

中国军方是第一家有可能向256开火的可疑对象。林立果也清楚这一点，所以256起飞之后没有爬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而是在不到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的探测。同时256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飞行航线，估计就是为了避开中国的防空火力和飞机的拦截。综合多年来陆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信息来看，中国军方很难说具有击落256的手段，也很有可能并没有企图去击落256。

在空中击落飞机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空空导弹。中国飞机使用导弹进行作战的最早记录是1967年6月12日。当时美国1架BQM-147H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在越南岘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截击。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发射了空对空导弹进行攻击，但未击中。后来逼近目标使用火炮将其击落。到1971年，国内空军列装的最先进机型是歼-7基型，装有1门30毫米航炮，可外挂2枚霹雳-2空空导弹。但是由于没有装备火控雷达，因此只有昼间目视作战能力，并无在夜间自主对目标发起攻击的能力。中国空军要迟到80年代才参考MIG-21MF设计出J- 7III，首次在J-7上安装了火控雷达。如果256是在高空飞行，地面雷达比较容易探测得到，还可以引导歼击机接近256，再利用目视以天空为背景向上发现在高空飞行的256。而对于低空飞行的256，雷达发现困难，探测距离有限，很难引导战机。同时由于256飞行高度较低，适于高空作战的战机很难比其飞的更低。而在高空向下看就只能说是两眼一摸黑了。所以说，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空军飞机根本无法找到低空飞行的256并向其发起攻击。9月13 日空军曾出动数架战机截击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结果连直升飞机的影子都没找到。可见当时中国空军的夜战手段实在是有限。

至于地空导弹，中国那时最先进的是60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2的红旗-2号（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一来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35 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另外这种专门对付中高空目标的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的目标，对于中低空的飞行目标效力大打折扣。对于了解中国防空部署的林立果来说，256只要大体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以外，再加上低空飞行，就可保万事大吉了。

中国搞掉256的最后方式就是在256上安放炸弹的阴谋了。但在现实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使用定时炸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256什么时候起飞，林彪什么时候上飞机。连潘景寅都蒙在鼓里，又有谁能提前定好这个爆炸时间？在午夜以前，256甚至都有可能在周恩来的干涉下，空机飞回北京。定时炸弹怎么安装？另一种说法中方使用了遥控炸弹。然而连边防雷达都无法探测到256的去向了，又有什么遥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来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弹呢？

因而，中方有关没有对256采取措施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可以说，即使想采取措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于蒙古方面，这个苏联当年的小伙伴在军事装备上并不比中国强，甚至很有可能还不如中国。当年蒙古全国的军事力量也不过2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国土防空军全部才千余人。对于1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数千公里的中蒙边界根本就无力防守。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由驻蒙苏军来维持的。在凤凰台的采访中，那位前KGB局长说，当256进入蒙古时蒙古方面询问苏方是否要击落256，苏方答复不要击落。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蒙古没有力量击落256，而向苏方求援的报告。因而，蒙方出手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至此，256坠机的最大疑凶就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中国当时的冤家对头了

六、最大疑凶----苏联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彻底毁掉了毛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毛对斯大林的称呼）。自此，一直对苏联的老大地位心怀不满的毛泽东与苏联渐行渐远，争吵不断加剧，终至反目，而且两党的矛盾逐渐发展成国家的矛盾。“文革”期间中苏矛盾不断恶化，逐步走向战争的边缘。1969年3 月，两国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大战。据徐焰的文章记载，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 “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 ’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哈利逊•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也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１９６９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当时苏联大使馆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很真实的反映了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中国外交部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交涉，苏方竟然柜绝会见。即使会见也常常拒不接受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声明、照会、备忘录，有时竟把声明、照会、备忘录扔到大使馆的墙外公路上。可见中苏两国已经不正常到何种地步。

中苏关系恶化后，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重要一环。1962年起，苏军重新进入蒙古。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 “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可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１９６６年３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９６８年１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１９６９年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大举增兵蒙古为中苏战争作准备，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15万。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此时，只有2万人的蒙古军队已经完全被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有苏联军事顾问指挥。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有外国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进入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泽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缓和中美关系，意图结成中美反苏同盟，来顶住苏方咄咄逼人的攻势。1973年2月基辛格第4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整那个“王八蛋”（指苏修）。可见苏中两国的关系已经与交战国相差无几。

256就是在中苏这种敌对和战争阴云密布的气氛中，于1971年9月闯进了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国”的领空。

众所周知，苏联对于不请自来的民航客机从来都是恶脸相向的。最著名的就是在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击落了韩国一架波音７４７客机。那架航班号为 KAL007的客机在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途中，不知何故严重偏离航线，飞临前苏联的萨哈林上空，尽管起飞拦截的前苏联空军苏－１５战斗机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机，但仍遵照地面命令用空空导弹将其击落在莫涅龙岛附近海面，该机上的２６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实这是韩国航空公司客机第二次被苏联击落了。

1978 年4月20日，一架航班号为902的韩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从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由于驾驶员的疏忽，在苏联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附近的苏芬边境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向北飞行。苏军立即起飞６架战斗机进行拦截，美国监听到苏联飞行员向其上司报告说根据标志看这是一架民航客机，但苏军地面指挥仍然下令将其击落。苏-15战斗机向９０２航班发射了两枚P-98空空导弹(西方称为AA-3)，一枚没有击中，一枚近机爆炸，打断了波音 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导弹弹片穿入机舱，打死了两名乘客，另有１３人受伤。尽管被导弹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舱被击穿失压，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坚持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数百公里外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找到迫降场，迫降成功。苏联直升机迅速把死难者遗体、伤员以及儿童送往苏联凯姆市，其他乘客被安置在军营里。3天后(4月23日)，在摩尔曼斯克机场苏方将机上的95名乘客转交给了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

由此可见苏联对于来历不明的迷航客机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更不要说从充满敌意，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敌国”飞来的“军用”飞机了。

苏联把256认作军用机而加以击落是有充分道理的：

1、在从巴基斯坦购进这批三叉戟之前，中国最好的民航客机就是林彪以前的专机所用的“子爵号”涡轮螺旋桨飞机。该型飞机使用涡轮螺旋桨飞行，速度远远低于三叉戟，在巡航高度也只有500多公里。而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900多公里。这新买来的四架三叉戟喷气机进入中国时间很短，从没在民航中使用过，也没有计划给民航做普通客机使用。那时的中国民航根本就没有喷气客机。因此，在夜间的雷达上如果苏联军方看到这种大型、快速、中国民航从未使用过的飞机入侵，从而将其认做中国先进的喷气式军用侦察机甚至轰炸机是十分合理的推断。70年代初，中国民航最先进的飞机“子爵号”。

2、 256飞行的不是民航国际航线，而是一条很少有民航飞机使用的偏僻航线，同时采用了规避雷达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从这点上看，很容易作出判断，这是怀有某种不明目的使命的军用飞机。对在正常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尚且不留情面，256采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溜进来，苏联人当然更加不会客气了。

3、根据凤凰台就256坠机一事采访前苏联KGB官员的内容看，驻蒙苏军一开始就掌握了256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方看到256一味向蒙古纵深飞行，大有“攻进”苏联境内的势头，为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害，在256进入苏联之前下令将其击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击落韩国两架客机的苏-15战斗机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六十年代初开始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高空超音速截击战斗机，北约集团给予的绰号是“细嘴瓶”。苏- 15的原型机T-58于1962年5月30日首次试飞，1965年生产型开始装备部队，并逐步取代老式的苏-9、苏-11，成为前苏联的主力国土防空战斗机。不过苏-15是前苏联高度保密的机种之一，只配置在前苏联本土，没有进驻华约其他国家，估计也不会布置在蒙古。因此用于对付256的应该是苏-9或者苏-11。苏-9在1954年首次飞行，1958年投产，1959年开始服役，其最大速度在高度 11000米时1.8马赫，在高度300米时116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17000米；机上装РП-9У雷达，对中等尺寸目标的搜索距离为17～20公里；跟踪距离9～10公里；攻击武器为AA-1、AA-3空-空导弹，没有机炮。击落韩国客机的就是1965年研制出的AA-3“阿纳布”中程空-空导弹（P-98）。因此，当时苏联空军的装备是远远超过中国的，完全有能力将256一举击落。

再说地空导弹。苏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制出了S-125（萨姆－3）中低空导弹系统，可以攻击飞行时速1500公里、飞行高度200- 10000米的中低空空中目标。1970年，苏联曾秘密派出防空部队携带萨姆-3导弹前往埃及，支持纳赛尔与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与中国相邻的蒙古境内配置萨姆－3导弹防备中国空袭更是不成问题。所以，萨姆-3也有可能是256坠落的一个原因。不过最大的威胁应该还是来自苏-9/11的空空导弹

七、256的最终下场

闯入蒙古境内的256就像是一头水牛在黑夜跑进了迷布地雷的雷区，其命运可想而知。以中国俗语来讲，可以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国境内，林立果凭着对中国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国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进入蒙古后，一来对驻蒙苏军的军情难以掌握，二来苏军的军事装备要远超中国，加上苏军对于“误入”领空的不明飞机的一贯做法，256就在劫难逃了。果然，当其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上空时，256被至今未明的外来力量所击中，机身起火燃烧，虽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无法安全迫降，最终坠毁在寂凉的漠北黄沙之中。

中国《环球时报》驻蒙记者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913坠机现场的目击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来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 时多。拉哈玛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 0 多头牛，家里摆设特别简单，看来大娘家并不富裕。她今年6 7 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 9 7 1 年9 月1 3 日凌晨2 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 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尸体。人们在9 名死者身上盖上白布，乌鸦、老鹰一直在上空盘旋。第三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人们靠近。最后大娘说：‘死者埋葬时坟旁立起‘无名墓碑 ’，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从拉哈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56坠毁时已经是起火燃烧。其实，256在空中着火燃烧这一情形，早在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记者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Peter Hannam; Susan V. Lawrence）的文章《解开中国之谜》（Solving a Chinese Puzzle）中就已经有所披露。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在1993年亲赴蒙古和俄罗斯，行程上万公里，历尽波折，采访了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和苏蒙双方的经手官员，刺探出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写出了《解开中国之谜》一文。其中记载目击者对256坠机过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遥远的漠北结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约2：30分，多佳亚莞-敦吉达玛（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贝赫尔萤石矿的废弃爆炸物，此时空中传来涡轮发动机的轰鸣。敦吉达玛现在住在贝赫尔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忆说，‘很快，我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大约9英里以外）’这就是英国造的三叉戟1E的最后旅程，机翼上带有中国航空的256编号。”

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者采访，然而对于256在空中就已经起火燃烧的描述却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个说法要远比李文普一人说的那句“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久？”的证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对李文普的话深信不疑，而对同913本无利害关系，因而最易说实话的多名蒙古目击者的描述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否认，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解开中国之谜》，但是对于拉哈玛大娘的说法，则说是她把飞机的着陆灯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误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 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 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 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曾看到有人以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康庭梓的文章总是让人不放心，例如他在《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上新发表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一文中写到：“重量为51吨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被肢解后散落在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

这实在是不应该犯的错误。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为43.3吨，重达51.2吨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国要到1975年8月，才进口了第一架3B 型的三叉戟！作为笔者这么一个外行尚且知道这些差别，康庭梓作为三叉戟的驾驶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还提到我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门的东南30米处，有一台外壳炸裂的发动机，这是3台发动机中出现的第一台。根据孙一先绘制的残骸分布图上看出，在接近480米处的西侧，出现了第二台发动机。在尾部东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发动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文章中就说过的，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苏联人早已拆走了一台发动机的事实。可见康写文章太有些随心所欲了。

至于那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右机翼根部圆洞，“击落”说和“油尽迫降”说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细化到洞口铝刺“外翻”还是“内翻”的争辩。可是在争论中，人们却不知不觉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忘记了要把256作为整机来分析的普通常识。256飞机翼展28.96米，机长34.98米，机高8.23 米，不仅仅是一个右翼而已。256机身任何部位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256的坠毁。256坠机后机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长的机身变成无数碎片，四散飞落在数百米的现场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积上，无论是机身、机翼还是发动机，如果在爆裂的接口处有什么“洞口”或者外来物造成的损坏，在短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有把残骸搜集齐全，拼凑到一起，或许还能找出蛛丝马迹。仅仅否定右机翼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圆洞是导弹造成的并不能排除256被击落的可能性。

据我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喷气发动机。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苏联人急于窃取三叉戟喷气发动机的先进技术。可是，仔细分析一下，难道就不可能是为了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苏联人确实击落了256，后来又在飞机的机翼上发现了 “中国民航”的标志，就不免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背上“击落民航客机”的罪名。所以在后来的谈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军用机。另外苏联人肯定还要想方设法消除留在现场的256被击落的痕迹。苏联人急忙把火的赶在中国使馆人员到现场之前拆除一台发动机，就有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发动机上留下了某种导弹或者炮弹造成的明显损坏。

如果说是为了窃取技术，苏联人大可以从容地在中国人员勘查完现场再行动，何必那么猴急？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编出天气不好的谎言，阻挠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可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使得苏方不想让中方看到这台发动机。因此，说发动机带有被击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苏联人对剩下的那两台发动机似乎毫无兴趣。如果第一台发动机是为模仿技术而“偷”走的，剩下的这两台虽说损坏严重，但是作为模仿技术参考还是有很大价值的。搞过技术模仿测绘的工程人员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进机器时，很多部件拆开后，是无法复装还原的。而在测绘中，很多时候需要在拆卸后复原未拆卸前的情况。在无法复原时，要确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虽然可以采用事先照相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样的整机作参考。1967年1月27日，美国执行阿波罗 AS－204 任务的 012号指令舱在发射塔试验中失火，三名宇航员被烧死。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号指令舱拆为部件进行分析。尽管作事故调查的美国工程师手头有012 号的详细图纸，然而为了有一参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于训练宇航员的014号飞船指令舱调到事故调查中心来与拆卸012号指令舱互相对照。这使得阿波罗宇航员的正常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拆卸一台机器时，有一台参照物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苏联人，在手头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如果要拆卸一台发动机搞测绘时，再搞一台发动机作为参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发动机是同一型号的Spey 511 @ 11,400lbs发动机，完全可以相互参考。然而，在那么急吼吼地拆走一台发动机之后，苏联人任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在荒漠野外风吹雨打20载，再也无人问津，直到90年代分别被港商和蒙古商人当作废铁买走。这不由得使人怀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真的是为了技术研究吗？

另外，当年被苏联人拿走的黑匣子，到现在也不肯归还，也叫人心存疑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敢公开的猫腻呢？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虽然，韩国人后来发现“黑匣子”里都是假货，但是，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为什么256的黑匣子就不能归还呢？另外，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也应该尽快归还中国，即使原物已经不在了，但详细照片和有关资料也应该尽快提交给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证明前苏联在256坠机事件里有着不可公开的秘密。

也许就是因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耍弄花招。为了搞乱思维，混淆视听，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竟然编出了256曾经飞到苏联赤塔附近然后又掉转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谎言。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离256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约有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600公里。扣除KGB所说的256距赤塔还有50 公里的往返距离，也就是说，256在越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256在13日1点55分越界，约在2点30分坠毁，也就是说，在大约35分钟里 256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0多公里，实现了超音速飞行！由此可见这个谎言编造的是多么荒诞。

256 在蒙古境内飞行图。256 零点32分起飞，1点55分在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飞行了83分钟，飞行里程大约为800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符合三叉戢中低空飞行性能。按照那个前苏联KGB对凤凰台的说法，在2点30分坠机之前的半个多小时里，飞机奇迹般地飞到了距中蒙边界约800公里的赤塔附近，又飞到距赤塔约500 公里的坠机部位，半小时飞了近1200公里！这也扯得太离谱了吧。他以为林彪坐的是协和机？ 岂不是拿着凤凰台涮着玩？

在2000 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飞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笔者没有找到准确数字，但可以参考现代的空中客车310的飞行数据。A310手册规定，飞机起飞后，在3049米以下飞行时采用的时速是每小时560公里，当达到11000米高空时，巡航速度为850公里。再看一下当代战斗机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为2500公里/小时，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时，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苏－30在高空的作战半径达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战半径仅为625公里。因此，作为巡航高度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为900公里/小时的256三叉戟，在 2000-3000米的高度上飞行，速度为600公里/小时是很正常的数据。256坠毁的地方距414号界桩大约为400公里，正好在256进入蒙古后飞行了35分钟的距离范围内。

很多人对于256为何带着火苗掉头选择向南飞来迫降有所疑问，其实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256飞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无法选择合适的迫降地点。256只好低飞（同时更有可能是已经飞不高了），而在低飞的情况下，等你发现有合适的迫降场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地点了。更不要说飞机在降落之前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距离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开始作降落的准备工作，逐渐降低高度，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着陆。要求潘景寅在夜里能判断出3000米以外的着陆点以及更远的着陆场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潘景寅整个飞过了这个迫降场，才能了解到这个迫降场的全部情况，然后调整航向，掉头，利用这个迫降场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并非就是其最后的航向。根据256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判断，潘景寅是驾驶着着火燃烧的飞机在飞过的第一个可用迫降场上空，艰难地驾驶着256由向北飞行掉头转为向南飞行实行了一次自杀式的带油迫降。

本人还是认为把这次迫降叫做坠毁更接近一些256的真相。

八阕 · 广角新闻 · 文　史：【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

（转载此文不代表赞同或认可其观点，仅供参考）

差距不可漠视：日本有多少“世界第一”？

中国青年报/王大卫

最近写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GDP为日本的三分之一，人均GDP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有朋友看到后表示怀疑：“人均差这么多我相信，GDP总量差这么多吗？我觉得该差不多了吧！”

中日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底差多少并不难找。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2004年年末,中国的GDP仅为日本的1/3,但2005年12月20日“突然” 达到了日本的一半。日本学者说，2005年的“突然”上升是全国经济普查修正统计方式的结果，也和汇率的变化有关。当然，我们的增长也是货真价实的。据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日本的GDP为5万亿美元，中国约为2.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一半。据说中国的GDP年底要超过德国，名列世界第三，还有预测说2012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

看来我弄错了，引用了错误的、过时的数据。中国GDP快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自然是可喜可贺之事，作为中国人无疑感到自豪。然而，高兴之余还是要关注到差距，日本在许多数据方面依然领先我们很多，不可漠视。

首先，GDP背后的能源消耗不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6%，其一次能源消费仅占世界的5.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5%，其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0%强。钢铁产业是耗能大户，各国生产1吨粗钢需要使用的煤炭量相差很大，中国为1.5吨，美国为1吨，而日本仅为0.6吨；另外，日本每使用1000克油当量的能源，可创造出10.5美元等额价值，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7倍~10倍。日本的钢铁业在产量方面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但是在高级钢材的产量方面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在钢材出口方面也居世界第一。

其次，日本的GDP大量投资于科研。尽管近年日本综合竞争力后退，但日本的科技竞争力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经费也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比德国、英国、法国3国的总和还要多。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的研究人员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每万人劳动人口的研究人员数为全球之最。

科技大军的背后是对教育的重视，这方面日本也有诸多世界第一。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 100%，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还有韩国、瑞典、英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意大利；日本中等教育入学率为99.5%，居世界第一，基础教育的扎实发展，造就了平均文化素质高的日本国民，成为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宝贵资源。日本取得这个成绩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早在1911年，6年义务教育的就学率便达到 98%；1947年,日本又将义务教育延长至9年。

相比而言，日本的大学教育并非世界领先，但在亚洲名列前茅。2007年 11月，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有多所高校入围，但内地高校的排名略有下降。排名亚洲第一的是日本东京大学，全球排名为第17位。北京大学由去年的第14位跌至今年的第36位，清华大学由第28位降至第40位。另据统计，在日本，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

在财富方面，日本也有诸多世界第一。截至2005年年底，日本持有的净海外资产总额为180.70万亿日元，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而且远远超过位居第二的瑞士(48.85万亿日元)以及位居第三的中国香港(44.23万亿日元)。日本是全球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至2005年6月底，日本持有6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34%；中国为2432亿美元，占12%。

除了科技、经济，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世界领先之处。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日本的软实力----国家形象也是“世界第一”。2007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一项调查，27个国家不到3万民众评估12个主要国家，显示中国国家形象第五，中国继续在世界民众的心目中以适度的正面形象出现。但日本国家形象却位居世界第一，高出中国多达12个百分点。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4%，与1964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不对国内森林进行商业性采伐，木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与之相对照，中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8%，低于22%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仍在进行商业采伐并出口，其中许多出口到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子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子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为82岁，已经连续多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世界第一。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2004年3月，“透明国际”发布的《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日本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另外，日本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为0.285。

无需再列举更多容易让人头晕脑涨的数据了。笔者去丰田、松下参观时，这些公司可以随口列举出许多他们占据的世界第一。著名民间对日索赔人士王选曾就此撰文指出，中国人讲崛起，日本人讲第一。当日本人瞄准了某个“世界第一”之后，就仔细考虑，制定计划，然后紧盯着那个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接近目标，等那个 “世界第一”到手之后，才开始说。对已成为自己“掌中之物”的“世界第一”，日本人说起来一点不客气，而且底气十足。在日本人看来，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不能说。说了，可能招来更大的竞争风险，万一不成，还要被人笑话。

其实，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占据更多的世界第一。1979年，美国学者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此书伴随着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而使傅高义名声大震，但就是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经济、股市和房地产暴跌，日本陷入“停滞的十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此消彼长，东亚终于出现史无前例的两强并存状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炒作中国崛起之风日盛，日本媒体冲锋在前，不断夸大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断夸大日本经济的停滞，而我们自己也常常因为以往的成绩而沾沾自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岛国的心理促使他们居安思危，这些耀眼的数据便是明证，证明他们没有落后。其实，这些数据仅仅是日本强于我们的一部分，笔者记录这些绝非妄自菲薄，而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各位读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注：本文部分数据出自冯昭奎、林昶合著的《中日关系报告》）

八阕 · 广角新闻 · 国　际：【差距不可漠视：日本有多少“世界第一”？】

（转载此文不代表赞同或认可其观点，仅供参考）

中国癌症村赶走鱼米之乡 死亡名单不断拉长

南方都市报

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村民展示近几年村中记录的癌症死亡者的名单,这个村仅2000年——2005年便有近百人得了癌症，从2001年以来，因癌症去世的已达80多人，目前数字仍在不断增加中。

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

在工业园区裂变带来的污染侵蚀下，中国东部滨海经济活跃地带部分村庄被迫付出痛苦代价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

2007 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的日子里，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陈阿龙77岁食道癌

胡登耻71岁胃癌

沈秀英57岁乳腺癌

莫水珍49岁胰腺癌

冯亚华35岁血癌……”

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始，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的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这是中国东部滨海的低地地带，类似于穿越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最后到达丹麦、德国的欧洲西部滨海低地，是所在的大陆触摸海洋的手掌。

中国的滨海低地创造着神奇的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就在韦东英村庄的周围，至少还有党湾镇新前村等村庄遭受着同样的危险。

从这里出发北上，经过无锡市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张庄村，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癌症村”的他们

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癌症村”

雨越下越大了，韦东英不时朝外张望着，她牵挂着在钱塘江里打渔的丈夫邵关通。

2000年以来，韦氏夫妻从江里打到的鱼逐年减少。“你看，昨天才那么几条。”韦东英编着一顶花伞，院子里一条破船上的舱里卧着七八条一尺来长的鱼儿，那是他们2007年夏季一天的收获。

邵关通终于从江里回来了，他冒着暴雨打的鱼将被卖给外面的饭店。他收拾着渔具，向妻子嘟囔着收获更少了，“这鱼少，有毒，还不能吃”，有的鱼已经基本绝种，比如鲥鱼。

相距千里的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段德桂等村民在村里自2001年以来因癌症死去80多人后，将村旁的巨龙化工厂告到江苏盐城法院。导致官司败诉的因素是他们从村里取的水样送到上海化验的结果不被法院采信。“一定是化工厂污染了村里的水，庄稼都是有毒的。”段德桂等人在败诉后，又上诉到江苏省高级法院，他们仍然要求法院对化工厂作出赔偿并搬迁的裁决。“我们需要证据，但我们却不知怎么取证，从哪里找。”

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与东兴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视经济半小时去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肖家店村，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林教授等人在肖家店村喝了那里的水，“不能喝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被污染了。”促使他们前往那个村庄的原因是，近年来，这个村庄有40余人死于癌症，也是一个典型的“癌症村”。

让邵关通忿忿不平的，不只是江里的鱼少又绝了种，他端过韦东英递过来的饭碗正要吃的时候，一股刺鼻的气味从门口飘了进来，屋里的人忍不住恶心起来。“每天都是这种味道，到了晚上，都睡不着觉。”邵家的房前屋后不远处遍布着数十家化工厂，“2003年12月29日，老邵打电话到市环保局投诉无法生活了，接电话的人让找南阳镇，推来推去。”韦东英说，从那天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

更多的化工厂在东兴村周边扩建着，就在这之后，段德桂的乡亲又至少有6人在癌症中死去。在第一次的官司失败后，大多数村民选择了忍耐，只有段德桂等少数几人坚持上诉。他为此借了数万元的外债。

林景星教授去过肖家店村后，山东省、肥城市有关部门对肖家店村突然关心起来。“现在还有18个癌症病人在县城医院里。”现任村支部书记杜先富神秘地说，这是他托了关系，让上面来村里普查，并免费给村民治疗的。

“前不久，陕西龙岭村民来电话，又有两人得癌症死了。”林教授带着学生研究了半年龙岭村的水、土壤、地质、庄稼，他感觉触摸到了“病根”。“我给这种情况取了个名字，叫生态环境地质病。”

是的，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化工厂来了，鱼米之乡远去

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的丈夫在钱塘江边捕鳗鱼，我去接他，回来经过江城桥，看见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往内河里排放……”

韦东英的“环保日记”开始了，她没想到，她这个识不了多少字的农妇从此跟村子周围的化工园区发生了关系。“老邵说，你要是憋得慌，就写下来吧。”老邵不识字，“我如果识字，早就把这些化工厂告了。”老邵说。

“2003年腊月三十，今天除夕，按照这里的风俗，过年是欢天喜地的日子，而我们却在为航峰镀锌厂老板翁建坤送来的两千元而恼怒。”韦东英在第二天的环保日记中写道。

翁建坤送钱来是要邵关通夫妻帮帮忙，让他的厂子能够顺利开工。“他这个厂刚建时，我们村民问过有无污染，村干部说是五金厂，建好了摇身一变却成了镀锌厂，我们都去制止他生产。”韦东英最终没有收下翁老板的两千元钱。

千里之外的江苏北部，一个韦东英素不相识的村子里，段德桂等村民遭遇着相同的烦恼。“2000年4月，巨龙化工厂开建，是生产农药、除草剂等，对农作物和人身体影响最大。”段德桂说，村支书招商引资从邻近的建湖县找来的有钱的老板，希望通过这个厂子能给贫困的村庄带来致富的希望。

村民的反对声音在村支书的说服中弱了下来，巨龙建成，黑水流出，村四周的河流一条条脏了起来。

肖家店村看上去还是山东省中部一个秀美的村庄，大汶河就在它的南侧静静流淌着，村民依靠大汶河水和捞取河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村周围也没有化工厂啊，可是，有一天，水却开始臭了。”一位村民说。

林景星在看过肖家店村的地形后发现，该村三面邻三条河流，地势低洼，怀疑是河水倒灌，侵蚀了村庄的饮用水系统。

“大汶河的上游是泰安、莱芜，那里的化工厂是很多的。”杜先富在许多村民相继因癌症死去后，将焦点锁定了百公里之外的工业区。

韦东英未能成功阻止镀锌厂的开工，这已经不是她的第一次失败。“村里最早的化工厂建于1992年，叫赭山化工厂，如今名字已经不存在了。”韦东英记忆中的鱼米之乡渐渐远去，这位来自江西乡下的女人，因恋上这里的风景嫁给了渔民邵关通。

一个两个的化工厂逐步扩大为十个二十个，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化工厂变成了化工园区，一个园区又裂变为多个园区。就在韦东英的日记本写完一本又换了一本时，钱塘江南岸，人间天堂杭州的侧旁，一个绵延上百公里的化工园区形成了。

段德桂在那个典型的苏北村庄里，眼瞅着田里的庄稼一年不如一年，他起初在巨龙化工厂的边上开了个小店，希望到厂里上班、购销的人能光顾他的生意。“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咳嗽多了。”他病了，气管炎，“说话费力气”，这个61岁的老人关了小店，搬回村里。

不久，那个把巨龙化工厂引进到村里的村支书得了癌症死去。“自己把自己害死了”，村民们说。

尽管如此，正有更多的苏北地方官员跑到苏南、浙江，央求那里的工厂赏脸，他们已经准备了土地、开通了道路，甚至为前来投资办厂的老板摆平了不满的群众。

“看吧，再过几年，这里，还有那里，将是看不到头的工厂。”阜宁县一位官员站在巨龙东进村不远的一个镇办工业园区，这样介绍说。这时，满身怨气的段德桂的表弟，正带人察看被化工厂熏死的稻谷。

一条从南到北的化工园区地带正在东部的沿海低地形成。杜先富推测的大汶河上游的化工园区并不是这条带子的末尾。

韦东英日记本中的化工厂名单一天天变长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7月17日，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54岁、患食道癌的郭义井站在自家门前。

浙江杭州萧山，钱塘江边堤坝上的人们注视着一个正在排放污水的积滩。

肮脏的水，“很呛的异味”

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的鱼虾荡然无存了。“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到大展生化旁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凯星、科本（化工厂名字，记者注）都往沟里排。”2004年3月31日，韦东英写道。

从这天开始，老邵和韦东英夫妻为了记录化工厂排污，开始了拍照。后来，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赞助了他们一台傻瓜相机。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晚上，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渔网刚刚放好，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

这是2003年7月15日韦东英的日记，第二天，她家的自来水变成了黄色，儿子只好借用胡阿条家的井水洗澡。

苏北平原的村圩子也开始发出了“很呛的异味”，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鱼虾荡然无存了。“那时，化工厂附近有个浴室，将河水烧热使用，不少村民洗过后浑身发痒、头晕，还有人当即昏倒在浴池中。”段德桂的咳嗽变得严重了，“村子里有十来个人在厂子里打工，有一个人死掉了，因为化工原料泄漏。”后来，大多数人逃离了工厂，不再去做工。

刘文达在巨龙化工厂不远处承包了一个7亩多的鱼塘。化工厂墙后一条小小的排水沟将污水运到鱼塘里。“三千多斤半成鱼死光了。差不多要破产了。”

“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再买外地的米吃。”段德桂想起一件往事，一个粮贩子用极低的价格把东兴村附近几个村子的稻米收购后，转卖到几百里外的扬州市，被当地的工商局查出是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有毒大米。

林景星教授来到山东肖家店村时，看到了一组当地环保部门拍摄的照片，那是2001-2004年上游工厂向汶河排放污水的画面。他们也在肖家店村拍摄到了遭污染的大汶河情景。河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水面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油腻腻的泡沫。

“晚上水很臭，在河边住的晚上都不敢开门。原来这个大汶河的水，鱼也好，现在水成酱油色了，河里鱼都没有了。”肖家店村民说，一浇地，庄稼都药死了，庄稼都受不了，就别说人喝了。

就是这样的水，环绕在肖家店村周围。尽管又臭又脏，但却是村里唯一的灌溉水源。

韦东英一年比一年担心钱塘江，她每篇的日记中都要提到钱塘江的排污口。“我到江边收鱼，看见江面排放的污水有绿色的漂浮物，我叫渔民郑一民把绿色的漂浮物用瓶子装好。用照相机也把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

韦东英坐不住了，她取了家中的自来水水样，到市里找人检测。“检测站的人很小心地说千万不要说出去是他们检测的。”几天后，检测的人给她发来一个手机短信，水样PH值6.28，偏酸。

2006年，萧山市环保局的监测报告显示，南阳化工园区每天向钱塘江排放的污水达2000多吨。

苏北东兴村的情况愈发不妙，与巨龙化工厂对门的东兴小学生最先采取了行动。“孩子们在那里受不了啊，头晕得上不成课。”于是，孩子们一个个退学了，家长们每月花60元钱送孩子到几公里外的村去读书，200多学生的小学校从2003年开始，便没有了朗朗书声。

山东肖家店村的村民从1985年前后就看着大汶河开始变黄，那是山东乡镇企业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20多年了，就没见这条河好转过。”

2004年，村里打了一眼200多米深的水井，借此躲开大汶河从百里之外冲来的有毒之水。

不断增加的死亡名单

苏北东兴村于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

韦东英所在的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第一个死于癌症的是邵关通的二哥，那可以追溯到1995年。“去年就埋掉8个人了，都是癌症。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是高发的。”韦东英记录着，邵关通的姨父是去年死于食道癌的。

苏北东兴村在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第一个死的叫戴玟，接下来是刘其洋，都是50来岁，还没到老的年龄啊。”段德桂也不能断药，虽然外债欠了不少，可他还是想法凑出保命的药钱。

东兴村民以2000-2005年为时间段对当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幸存者）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死亡及幸存者在内的癌症患者共99人，呈逐年递增趋势。食道癌48人，约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为肠癌等癌症。

林景星在山东肖家店村碰到一个叫肖平（音）的人，她的脸上挂满了哀伤。一年前的4月，她的丈夫突然因食道癌死掉了，年龄只有29岁。丈夫的死才是噩梦的开始，不久，她的公婆也因食道癌先后辞世。在短短3年之内，一个五口之家却只剩下了孤儿寡母——肖平和她的孩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变得空荡荡。 “晚上想起都出汗，太可怕了。”这位可怜的寡妇说。

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54岁的郭义井刚从盐城市医院回来。“花了4万多块钱做了手术，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3800元。”他是2003年就得上癌症的，“开了三个刀口，胃被移到了身体上部，变小了，一天要吃6顿饭。”

他的家在村子北部，“早上散步不敢往东边走，气味太难闻。”他担心着，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为村子里死于癌症的下一个。

郭义井担任过东兴村二组的组长，“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村里的总人口是下降的。”

这个不幸的苏北村庄，40——50岁之间的村民正成为被癌症击中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于10人偏瘫不起。

山东肖家店村支书杜先富忙着他个人的生意，已经不愿多谈及村里的癌症。“上头来查过多次了，该免费治疗的也在治着。”村民们也与村支书保持高度一致，“别再说我们村有癌症了，男孩子讨不到老婆，女孩子嫁不出去，那可咋办？”

艰难的较量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

她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因为记“环保日记”，韦东英成了萧山的名人，她更是萧山环保局的熟客。

她和丈夫已经花去两万多元，为了拍照片取证，为了一遍遍租车往钱塘江上的排污口跑。“六工段、二工段、四工段，都是排污严重的口子。”她提起几个排污口如数家珍，可如果跑上一趟，沿着弯曲的钱塘江大堤，那可是数十公里远的路程。

她忧心的已经不止是坞里一个村庄，而是钱塘江南岸下游百多公里的化工产业带危及的百万群众的生命。

2002年3月，一封由许宝涛、刘玉华、朱友才、舒其昌等10余名党员代表，王保学、夏正荣、刘启江等20余名群众代表联名的信件，从苏北东兴村出发，寄往阜宁县、盐城市等有关主管部门和领导。

但是，这些信件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都没有。随后，300多村民写下联名信，按下鲜红的手印。“有点像（当年的）小岗村那么悲壮。”舒其昌说。

再一次，悲壮的联名信遭遇了冷遇，东兴村民的举动在阜宁、盐城等部门领导那里，被看成了“社会渣滓”的闹剧。

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后，村民们害怕了。他们多次将情况反映到市里。“上面也派了专家调查，专家们都认为是大汶河污染造成的。”杜先富说。

可是，肥城市有关部门却对此表示为难，除了对受疾病困扰的百姓表示下同情之外，对大汶河上游的污染工厂却表现得丝毫没有办法，因为那里为泰安、莱芜等市地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管辖范围。

不知从何时开始，韦东英给市、省、国家环保总局写起了信。“刚开始给萧山市环保局打电话，他们总说给处理却总不见人来。”直到2004年末，韦东英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南阳化工园成了“杭州市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区”，萧山环保局也开始对南阳化工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杭州本地媒体报道称 “2007年底，南阳化工园将全部搬迁”。

被称为“社会渣滓”的苏北东兴村民在所有的投书无果之后，2006年9月18日，以段德桂为首的369名群众决定起诉巨龙化工厂，索赔73万余元。

此前，他们曾将巨龙厂告到县法院一次，但那次起诉被镇领导调解，由化工厂给全村村民每人每年70元的补助。

2007年5月10日，盐城市法院驳回了东兴村民的起诉，段德桂等人遭受到致命一击。“这次诉讼花了八九万元。”对于抱病在身的段德桂来说，一场官司近乎倾家荡产。

肖家店村最终依靠山东肥城市的支持，从镇里接通了自来水。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她给萧山市、浙江省两级环保局打去电话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达标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厂仍然在往钱塘江排污水？闻闻这气味，这叫达标？”说话间，一股怪味袭击而来。

邵关通喊来一辆面包车，急急忙忙往钱塘江大堤赶去。站在大堤上，往远处望去，无边无际的化工园区正笼罩在深黄色的浓雾之中。邵的家，就在浓雾之下，他的妻子韦东英，正在那里为上中学的儿子准备中饭。

“水是第一危险”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在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韦东英有一个数据，坞里村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比浙江省平均发病率的0.192%高出十几倍。

虽然环保局说化工园区达标了，但她坚持认为工厂的污水还是没有处理。“村里有人拿井水水样到上海检测，得到的结果是有致癌物。”韦东英说，坞里村人到市里告状，信访办的人说，千万别把那个结果公布出来，天下要大乱的。

苏北的段德桂仍然在为他的官司奔走着，他没法取到证据。“我不知该怎么办，又不懂科学。”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狭长的经济带从韦东英的村庄穿过，也穿过了段德桂的村庄，穿过了杜先富的村庄。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林景星试图帮助这些村庄的人们找出病根。“水是第一危险，我们一天到晚离不开水。”他在肖家店村喝过那一碗说不清道不明味道的水之后，感触颇深。“但如想拿到证据却很难，科学家不能随便张口说话，要有质量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林教授花了3年时间，用去了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作出结论。

段德桂想打赢官司，将污染的化工厂赶走，如林教授的做法，谈何容易。

林景星曾将肖家店村的土壤、蔬菜以及毛发带到实验室检测，结论是检测物均不同程度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菠菜的镉含量超标达到9倍，铬含量超标12倍；河水检测出的锰超标57倍，锰过量正是致癌的原因之一。

“其中超标比较厉害的就是镉，镉是一个剧毒元素，超标会引起各种各样癌症，比如说肠胃癌、食道癌，还有肝癌。”

通过研究，林景星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污染传播途径：水质受到污染-导致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又直接使蔬菜等食品污染，最后，人摄取食物而使致癌剧毒物进入人体。

早在2001年，林景星便将他的发现命名为“生态环境地质病”。

江苏省的多位专家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张胜田等人曾研究过一次稻田污染事故。结果发现，灌溉了沿河企业污染过的河水的稻田，因酸性太强的水殃及禾苗，对其发育造成严重影响。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环境生物效应种类繁多，如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农业污水大量排放，改变了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使鱼类受害，数量减少，甚至灭绝。而污染则可引起染色体突变、机体畸变和癌症发病率上升。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镉、铅、砷、汞等，不同的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引发疾病的元素。”林景星说，这就是病根。他想对多个地区做相同的调查，“技术不是问题，但受经费制约，不可能开展太多研究。”

这是一个困局，受到癌症等疾病侵袭的村民难以找到辩赢工厂老板、政府官员的证据，而掌握着这把钥匙的科学家，却受困于狭小的实验室之内。

（原文：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139802&r=0&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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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思乡与一个民族萎缩的心态

蔡宏伟博客

涉及中秋思乡的华语文学作品尽可能多地庋集在一起，细读之后，我震惊了。

一条明显的曲线印证着清朝常州人赵翼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炎汉以后，“中秋思乡”这个母题在“安史之乱”、晋室南迁、宋室南迁、南宋灭亡、明朝灭亡、抗战时期、国民党退居台湾这几个时期佳作迭出。这些作品的风格愈趋晚进愈显得凄酸、绵软。从白居易“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到台湾诗人蓉子“啊！谁说秋天月圆，佳节中尽是残缺——每一回西风走过，总踩痛我思乡的弦”，我读到的是一个民族不断萎缩的心态。

日本民族崇尚菊与刀，喜欢樱花开时的繁盛与谢时的壮烈。在他们的俳句中，也有睹月思乡，但很少有我们华族诗人时常流露的无奈。他们反倒体现的是初唐张若虚的对月抒发宇宙意识的豪迈情怀。这是不同的民族心态造成的。

我们总在退缩，一步步地离开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异乡，“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感叹“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在“直把杭州作汴州” 的杭州，我们居然能安然地与悬挂“还我河山”匾额的岳坟共处至今。可见，所谓的“思乡”既可欺人，又可自欺。欺骗别人是为了博得面子光彩，表示自己不忘本，不忘祖宗和乡井；欺骗自己，是为了给苟安和逃避责任寻找理由。“五更月照他乡影，万里河流故国声”，与其“见月思乡搔白首”，那就或是回去，或是把“他乡”建成“家乡”。既然“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清光千里同”，我们又何必株守家园，视“他乡”为畏途呢？！

唐代“安史之乱”后南迁的人，大部分在乱后依旧回到北方家乡，这是很现实的处理方式，“思乡”了，就“回去”；晋室南迁，“回不去”了，贵族们“新亭对泣”，平民们自然被迫“委屈”地进行由北佬北妹蜕变成南蛮楚娃的过程。萎缩的心态至此定型，其时中流击楫的祖逖有位叫刘琨的朋友，他的那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诗句，可视作这种心态的堂皇的代言。至于此后的种种被迫离开家园后的“中秋思乡”，已是上述心态等而下之的频频发露。

由此看来，“中秋思乡”实为一层涂抹病态心理的浪漫油彩，它绝不是我们华族的光荣，而是几千年耻辱的一块艳丽印记。当我们恢复盛唐的勇气，能够像李白一样视 “他乡”为“故乡”，拥有世界公民的胸怀，还会沉醉在“他乡忆故乡”“月圆人不圆”的萎顿消极的情绪中吗？看看那只加菲猫吧，它从美国到英国，处处以主人自居，哪有我们华人那么多的“天涯沦落”、“离家百里，面有苦色”的惆怅！什么是健康的心态？这只猫就是。

八阕 · 广角新闻 · 思　想：【中秋思乡与一个民族萎缩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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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二战日本第一窝囊废师团：大战前集体装病

四川工人日报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人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因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 ----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的绰号。

1937 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师团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 “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的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这支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传开来。

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保命最重要”成时髦道别语，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1945 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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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场的两件小事：结果他仍在美国实验室里不死不活

凯迪社区

有位朋友谈及十几年前他回国在北京机场的经历，听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时他是西北某个高校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只身一人在美国的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了两年多。恰逢他们学校急需一种小型实验设备，就委托他在美国购置并带回国。他的母亲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行走不便，他也就趁此机会在美国给老母亲买了个轮椅一并带了回去。

在美国机场托运行李时，服务人员对他的两个大件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是晚上在北京下的飞机，取行李时，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所有的行李都提光了，也不见那台轮椅的影子。他拎着沉重的仪器去服务台询问，服务台又打内部电话查询，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得到确切消息，那台轮椅太宽了，在传送带上无法拐弯，所以送不上去。

这如何是好？他在几十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头昏脑胀之际只觉得那火“噌噌”地往上冒。

负责运送行李的人在电话那头说：“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可以下来，顺着传送带自己把轮椅推上去。”他本是长袖善舞的那种人，这时候也舞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和服务台的人商量：“我能不能先把这台仪器先放在这儿，然后去把轮椅推上来。”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头摇得象是拨浪鼓：“不行，我们不负责看管物品，你可以送到行李寄存处。”他拖着那个沉重的大纸箱又走了好几百米总算找到了寄存处，然后按指示七拐八拐走到航运大楼外，亲自押送轮椅进入北京。

那传送带是斜着上去的，迷宫一样蜿蜒曲折，如果打开开关有电力驱动，多大的坡度、多远的距离、多重的行李都不是问题，可他要靠人力推上去，这传送带就变得陡峭无比，这轮椅就是十二万分的沉重了。他跪在传送带上，用头和手顶住轮椅一步一步往上挪。

到最后，就是手脚并用爬着用头往上顶了。

他说，别人下了飞机都是走进北京的，而我是从传送带爬进北京的！

当天的故事还没有完，出了机场已经是半夜了，他们学校的书记和他妻子专门到北京来接他，因为太晚了就决定在北京住一夜，第二天再回去。

在宾馆接待处，他说开两间房，自然是他们夫妻一间，书记一间。

接待小姐问：“你们有结婚证吗？”他一愣，转身看了看老婆，老婆脸色就白了，摇摇头。要知道他们夫妇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

接待小姐说：“没有结婚证一男一女不能住一个房间！”他把自己刚从国外回来以及妻子从外地来迎接的情况讲了一遍，希望小姐通融一下，小姐面无表情地说：“没有结婚证就不能证明你们结婚了，就不能开房，这是规定。”

旁边的书记开口说：“我是ｘｘ大学的党委书记，我可以证明他们确实是夫妻。”那个小姐一翻白眼：“现在就是毛主席在这儿证明也没有用！”

书记碰了一鼻子灰，这才叫：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

他妻子在旁边向他使眼色，让小姐给开了两个房间，一间两个男的住，一间他妻子住。

到了所住的楼层安顿好后，他冒着被保安捉奸在床的危险偷偷溜进了妻子的房间……

他在学院里一直又红又专，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对象，这次回来书记私下透露学校党委换届，准备提拔他担任系主任和院党委常委。他自己本来也一直计划要在国内发展的，这也是他一直没有把家属办出国的原因。可刚一踏入国门后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刺激太大了，让他彻底改变了初衷，一个月后就返回了美国，并把老婆和孩子一起办到了美国。

如今，当初他的手下都已经是院长了，他仍然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里不死不活地混着，大家聊起来的时候，他的心里显然并不平衡，只是一讲起那次爬传送带的经历，回国的念头也就就此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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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对女人的要求22—72岁

搜狐女人

22岁男人对女人的要求是：

一、美丽

二、性感

三、有份具品味的职业

四、极有耐性，善解人意

五、该聪明的时候聪明

六、作小鸟依人状时尽量自然

七、怎样穿都好看

八、懂得适当地撒娇

九、虽作惊喜反应，但看起来自然

十、上了床就是个无条件荡妇

32岁的男人对女人的要求，略作修定，是：

一、入得厨房，进得睡房

二、不必服侍皇太后

三、不介意浪漫蜡烛配盒饭

四、听多过说

五、不再傻笑

六、懂得独立

七、不批评男人的衣着品味

八、有能力对自己的烹饪进行检讨

九、明白生日和周年纪念只是青春形式

42岁的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再经修定，是：

一、既然不能让男人有拥抱少女的幻想，也别让男人面对太残酷的现实(胖无所谓)

二、思想与行动都能维持利落

三、不拿男人收入跟隔壁的款先生比较

四、不利用孩子来指桑骂槐

五、明白赔笑是项义务

六、承认真相，不再扮弱质女流

七、理解加数，不至于穿一件整条街会吓晕的衣服

八、不偷工减料，不私自攒菜钱

九、不假扮洁癖来证明自己干净

十、明白男人的性欲至少要由视觉引起

52岁男人，对女人要求，只是：

一、需要时可以就好

二、公众场所不作家庭批判

三、说话时不会睡去

四、不老是重提男人当年同个过失

五、不再利用脸色来当话

六、不以消极态度争取要求，不说反话

七、煮一些至少边看电视都能吃得下的饭

八、必要时能够忘记我初恋女友的名字

九、就算是在些有可能的周末里，自己也要负责出些点子

62岁的男人，对女人假如还有要求，是：

一、熄了灯还能摸到就好

二、别老提醒人厕所在哪里

三、花费不贵

四、不在儿女面前丢丈夫的脸

五、不再问：你去哪里你几时回来

六、不逞强，不死撑面子

七、明白穿着隆重也救不了什么

八、不再逼人吃她做的饭

九、尽量减少反问，尽量减少以怨叹作开场白

十、活了一把年纪，至少开始明白一点男性性心理

72岁男人，对女人的要求，是：

一、呼吸

二、明白男人为什么不可能再瞄准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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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顿有肉、月月1200——“鸟巢”民工很知足

网易奥运

外观独特的“鸟巢”，是一个法国人、戴高乐机场的设计者描绘出来的，可把它还原成现实的，却是成千上万的中国民工。

有“鸟巢”之称的国家体育场，全部用钢结构支撑，外表独特，能容纳91000名观众，占地25.8万平方米。自2004年复工以来，累计十万人参加了“鸟巢”的建设，平均每月投入劳动力3300人左右。它的建设者们在完成每项工程后，来不及多看一眼就撤出了，更不会留下自己的名字。

“鸟巢”刚刚开工时的建设情景。预计整体工程将在明年初完工

在六七十米高空焊接钢结构的工人。由于焊接停顿会影响工程质量，要一口气完成，工人有时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焊接完成后还要拍片存档，以保证万一哪个焊点出现事故，都可以找到责任人.

几个来自贵州的工人要求记者把他们的身影记录下来，因为宿舍的窗户正好可以看见在建的“鸟巢”。他们表示，能来这里干活很知足，每月能有1200元左右的收入，从不拖欠，顿顿饭都有肉吃。

钢结构工程完成后，工人们列队参加完工仪式。电焊工是特殊工种，工资也较高，据说每天能达一百多元。据介绍，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这些工人要经过考试才能聘用，他们中的部分人有高中学历，拥有自己的QQ号，爱玩电脑游戏，甚至使用带有MP3功能的手机。

据了解，在奥运工程中，“鸟巢”的工人们待遇是最好的，不仅有较高的收入，各项劳动保护也较健全，工伤、生病都可以得到治疗。

八阕 · 广角新闻 · 艺　术：【顿顿有肉 月月1200 鸟巢民工很知足（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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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捧复旦教授课堂语录 老师自称“UFO”

解放网

将CPA与联系在一起，把上海的家庭治理结构比喻为“丈母娘领导下的太太负责制”。因为能将诙谐幽默的语言诠释财务、审计枯燥的专业知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若山在审计学课上的精彩讲课这几天成了继“新东方老师语录”、“万峰语录”之后又一火爆网络的经典语录。

完全语录32条网上蹿红

李若山教授的精彩讲课总共被整理成了32条，冠名为“若山语录最新完整版”。记者了解到，若山语录最早出现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BBS中。后经网友转贴，迅速在猫扑等论坛蹿红。“若山语录”中大部分内容都与财务、审计等专业知识相关。尽管这些课程本身相当枯燥，但李教授的阐述方式很有个性：比喻生动，比如将广告费用的滞后效应比喻成“先苦后甜的青橄榄”；理论结合实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讲述当独立董事的无奈；还时不时抖个小包袱，比如称上海的家庭治理结构是 “丈母娘领导下的太太负责制”。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内提起李若山教授，几乎人人都用“精彩极了”来形容他。李若山教授以前的学生告诉记者：“李老师在我们院里口碑数一数二，他上课精彩极了，重点又突出，审计学这门课挺难学的，但是他能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到知识，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但他好像是博士生导师，太忙了，很少给我们本科生上课，所以大家都很遗憾。”

李若山（资料图）

在复旦管理学院，同学之间还有“李老师上课永不跷课的说法”：“李老师的课时间是从早上第一节课开始，同学的出勤率却出奇地高，连平时经常跷课的同学也会准时到。”

上课不能把学生上趴下

在李若山教授眼里自己并没有学生们说的那么“神奇”。“我只是在给学生上课时，加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的一些经验。”昨天下午，百忙之中的李若山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给本科生才上过6次课，没想到就都给我弄网上去了。作为老师给学生上课，不能把学生上得一个个都睡趴下。人都是有情感的，想要让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必须将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我教的审计、会计等课程在大多数人眼里比较枯燥，但我在自己的实践中发现，只要将这些课程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再枯燥的课程也能变得生动有趣。总之，关键就是老师必须多注意多观察。”

精英话语能引导舆论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表示，他目前看到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公众人物的语录，内容以正面的为主。这类的精英话语能够起到引导公众的舆论的作用，像以前就有雷锋语录，现在网上又有于丹、易中天语录，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流行语，说明社会是需要这样的导向。

李若山语录

1、78界我们同学聚会，名单打印出来，很多人都是已故。为什么已故呢，都是枪毙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还在里面。干我们这一行的，出来都是两院院士——做得好进医院，做不好进法院……

2、我有个60岁的朋友，他估计能够活到90岁，是正常的直线折旧。但是后来，他请了一个小保姆，两年后就死了，这就是加速折旧。

3、和我一起毕业的许多同学大多数都成为了什么CEO,CFO,CIO,CCO啊之类的，总是一个C加上结尾一个O，什么？CCO不知道？Cheif Culture officer。我呢，是大学财务系的主任，也是个O，财务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F。然后大学是University，所以呢……UFO

4、那个我们知道审计师的独立性受到干预的话是无法客观出具审计意见的，比如有个审计师到公司去审计，公司的CFO是个复旦毕业的小姑娘，审啊审啊审出感情来了，就结婚了，那怎么出具反对的审计意见报告，否则怎么回去和自己当老板的老婆交待太太负责制。在我家就是这样，家里大事听我的小事听她的。什么叫大事呢？打伊拉克 就是大事，其余的都是小事……

5、中国第一代企业经理人是搞技术出身的，那个时候物资紧缺，生产出来不愁卖不掉。第二代经理人呢，是搞——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Marketing出身的。你们把marketing叫做什么啊？（我们：市场营销！）不对，叫忽悠！你们知道他们系的祖师爷是谁么？赵本山！

6、加班不报OT有什么坏的后果呢？你不报加班时间以后安排time budget的时候就会更紧，然后别人不加班就没法按时完成，没法按时完成就没有奖金，没有奖金他就只好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审计报告的质量就会出问题，审计报告的质量出问题安达信就享年88岁了。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好比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7、我们知道广告费用这个东西有个滞后效应，就是说你今天投下去要以后才看得到效果的。这个就好像青橄榄，青橄榄你们吃过伐？就是咬下去的时候有点苦涩的.小时候妈妈给我吃青橄榄，咬了一口苦苦的怎么这么难吃的啦，就丢到屋顶上面去了。嚼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觉得有甜甜的味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啊，马上拿了个梯子爬到屋顶上面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只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我想么大概是晒黑了，拿起来就吃，结果还是苦苦的。我去给妈妈看，妈妈说那是猫屎……

8、什么叫法人？法人就是被绳之以法的人

9、我也发过一个adverse审计报告，那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对使用者会产生重大的误道，但是由于高超的处理，没有任何地方违反准则和法律的。结果实在没有办法怎么办？就用了杀手锏，Substance over Form （实质重与形式原则）。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0、苦不苦，想想两万五；累不累，想想CPA。

11、现在10份验资报告9份是假的，哪里来这么多钱啊。出了事情法警上门，早上第一个来的把银行存款冻结，然后来了第二个，看看没有银行存款可以冻结了，就把电脑搬走查封。下午来了第三批，看看只好搬办公桌了。到后来来了第四批，就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什么也没有了……

12、法警上门，说要查一份验资报告，这个没办法的，只好拿出来给他们看，同时买好香蕉苹果桔子摆了满满一大桌。法警看了5分钟说你们的验资报告是假的，你们的银行存款已经被冻结了。事务所的一听就跳起来了，你现在还在吃我的香蕉诶！法警马上把香蕉放下来说那么我不吃了。你们还有一处房产两辆轿车，我们封条已经带来了这就下去贴掉……

13、验资报告都是拿一张发票。说上面这点都是我的资产。有哪些啊？毛巾面盆大脚桶，牙刷牙膏香肥皂，汤勺盆子压力锅，碗筷调羹切菜刀……（上海话）

21、（谈外资银行优势之后）中国有没有？尽管我们财政部在最短的时间内抛出一套中国所有会计人员都无法理解的会计准则，2007年1月1号要执行一套全新的会计准则，很不幸，所有的会计教授都看不懂，半年内马上要全面推广执行。用这套想来提高我们中国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我觉得差得非常远。

22、我们会计界有很多武林高手，这些家伙要不不出招，一出招的话，招招见血，一剑封喉。

23、我觉得要判断会计师事务所的好坏要看2点：1是发现假账的能力，2是揭露这一假账的能力。第一种能力，国内所比四大要强得多。为什么？国内所的CPA，都是在江湖中摸爬滚打几十年出来的武林高手，一看到假账，马上手一拍心想这就是我徒弟教出来的。

24、（超市无间道）最近发生在上海乐购，是英国投资的一家超市，用的ERP系统，我一直讲在中国搞ERP是灾难，要想死得快就搞ERP，要想死得早就找麦肯锡，搞了先进的ERP流程，而且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收银的不能搞信息维护的，信息维护的不能去搞记帐的。做了很好的内部控制流程的安排，但是没想到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大家群起而拥之，43个人在半年的时间内就组织了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们号称"无间道"。然后通过修改ERP的流程制作一个不定程序，在半年内拿走了上市公司380多万，结果发生了乐购英国总部派无数人来查就是查不出来。每次查就是叫贪污犯的首领去查，因为他是管信息咨询的，查不出来，43个人每次开会都非常有成就感，他们被逮捕时说，我们在非常适当的时候把握了一个非常适当的机会， 所以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25、（某次讲座）谢谢主持人，在开幕式的时候我看到两位嘉宾讲话很严肃，把我吓得半死。特别是最后敲一个锣，我以为县太爷要出来了，过去县太爷要出来才敲锣。

26、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27、现在股市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位拉，大家不要冲进去，把那杠铃举着，你一进去，他们就出来了，就剩你一个人在那里撑着，到时候台湾解放了你还没解放。

28、很多老总对财务不屑一顾，为什么？我们第一代老总都是搞生产搞技术，当时是短缺经济，什么东西只要你生产出来，就去卖，发大财。我们隔壁的邻居生产一个牛仔裤，拿出来也是万元户，卖牛仔裤卖出万元户，拿着产品到处吹，他说我这牛仔裤是高科技产品，一条牛仔裤就卖1万块钱，我说你这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他说你摸摸看，摸上去很柔软，象丝绸般的感觉，我说你也不能卖这么贵啊，他说我再给你演示一下，他把牛仔裤抖一抖往地上一放，那牛仔裤能站在地上。我说这个也没有高科技，怎么卖到1万块钱？“啪”把灯关掉，就看见两条腿闪闪发亮，有荧光的，呵呵。

29、你知道民营企业它靠什么占领市场？第一个是狂偷税，不是一般地偷，狂偷。它十几亿的销售额，记到帐上一个亿都不到，我说你靠什么东西？他说，李老师，很简单，“啪”一亮出来吓了一跳，开了31个银行户头，一个公司开了31个银行户头，他说，李老师，我这个销售收入象老鼠一样在帐里窜来窜去。这个资金乱转，税务局一看就头晕，谁都看不懂，31个银行户头，窜到最后，钱没了。我说，厉害厉害。结果后来搞出了个什么笑话，你知道吧？他把自己窜糊涂了。他说想来想去，我这个钱肯定不只这一点的，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因为这种家族是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搞了一帮亲戚朋友过来，亲戚朋友时间长了也靠不住，他说，李老师，您帮我看看，看这个钱到哪里去了？第二，民营企业靠什么？靠极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它不是一般的低廉，它只要能用临时工，它一定就用临时工，为什么？它四金不要交，3个月炒一次，3个月炒一次，劳动力成本是无比得低，你国营企业根本没办法跟它比，什么退休工资，什么都没有，极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第三个，靠极其高的回扣和佣金，你们最近那个龙元建设看了没有？他那个女婿要和他女儿离婚，开价500万，女儿不同意，“啪”，事情就出来了。

30、CFO要四种能力：第一个要会资本运作。什么叫做资本运作？你看最近在处理一个事情，上海一家很大的医院，一年不到被人家骗了6.8个亿，现在还没有曝光，金融陷阱，一环跟一环地给你套住，先是跟你合作，然后是资本金到位，然后，这个钱放到银行里利润太低，那怎么办？买国债，委托理财，国债买了，又拿出来回购，等理解资本运作？他们的理解很简单，什么叫资本运作？很简单：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借新债，还老债，债债不还；横披，资本运作。10个坛子9个盖。

31、（案件：某国有企业财务经理助理陶华，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贪污了公司9000 多万公款）好了，我讲一下，陶华毕业于上海名牌大学，不是我们复旦大学，是我们复旦大学隔壁的一个大学，也不是上海财经大学，不然孙校长不高兴了，因为孙校长就是我隔壁的。也是我们隔壁，你们知道哪个大学。非常优秀，是大一的第一批party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肯定是保鲜没有保好，所以大家要保鲜，其实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在你们企业，只要条件具备，如果不舞弊不正常。如果我在陶华这个位置上，我要找6个女朋友，要拿1.8亿。

32、有一个温州商人，听说公共安全专家部要印第二代身份证，借了个样品一看，哦，第二代身份证是这么印的，把全温州的第二代身份证全部印好了，把麻袋一扛，扛到公共安全专家部，你看第二代身份证比你印得还漂亮，你能不能把这业务包给我？

八阕 · 广角新闻 · 思　想：【网友热捧复旦教授课堂语录 老师自称“UFO”（图）】